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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名家风采]钱学森：我姓钱，但我并不爱钱 |
| 发布时间：2015/9/29 | 浏览次数：390 次 |
| 本文摘自：《中老年时报》2013年1月4日第7版，作者：涂元季 刘莹，原题：《我姓钱，但我并不爱钱》
钱学森：我姓钱，但我并不爱钱
钱学森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姓钱，但我并不爱钱。”他的一生把金钱看得很淡。
[科技名家风采]钱学森：我姓钱，但我并不爱钱
钱学森在美国20年，36岁成为终身教授。作为一流科学家，他得到了优厚的经济待遇和生活条件，完全可以过一辈子富裕享受的生活。而新中国各方面都十分落后贫穷，他却想方设法要回到祖国来。他明知回国后的生活条件和科研设施肯定与美国有很大差距，但他和祖国人民同呼吸、共患难，要用他的智慧建设国家，使祖国强大，人民幸福。
钱学森回国后，主要收入就是每个月的工资，以今天的标准看，那时的工资并不高，一级教授一个月300多元，而且几十年都没涨过工资。钱学森一家过着最普通的市民生活。刚回国时，住三居室，一住就是很多年。钱老的夫人蒋英同志曾说：“刚回国那会儿，我们也不知道这300多元能买多少东西。学森喜欢摄影，他从美国带回一架照相机，刚回国时，祖国欣欣向荣，他看到心里高兴，就拍了很多照片。一个月下来，只是买胶卷就把他一个月的工资花光了，到这时我们才知道，不能像在美国那样乱花钱了，要省着过日子。从此他把那个相机收起来，放进箱子里，以后再没玩过摄影。”
刁九勃回忆那时候钱学森家里的生活情况说：每个月家里吃喝用度要花多少钱，我都要算一下怎么省钱，每一项支出都记在本子上，月底给钱学森看完签字，再从他的工资里支出。首长不讲究吃喝，不抽烟不喝酒。那时国家不富裕，物资紧缺，有一次家里吃饭炒菜用油困难，我上京西宾馆和保卫处讲，我们家的油实在太紧张了，他说实在不行你上餐厅吧，我让他们给你弄几斤。我说上次正儿八经吃顿回锅肉就对我很不满意，我再弄点油肯定要挨批，就一直没敢要。
钱学森喜欢吃点瓜子，我们老家在东北，逢年过节寄点瓜子来，就是葵花子，我都舍不得，基本上我留下一点，剩下就给钱学森和蒋英。有一次科委从哪儿弄点花生米，大概给了家里三斤还是几斤，那可了不得了，那阵哪能吃上花生米，蒋英这高兴啊。这种生活水平一直到1972年左右才好转点。
除了工资之外，钱学森还有一些稿费收入。这些稿费可以改善家里的生活，但是钱学森总认为自己的生活已经可以了，还有许多人更困难。
1958年，他的《工程控制论》一书中文版出版，稿酬有1000多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看到寄来的稿费很高兴，因为这笔钱正是他想要的，但却不是给他和家人用。他来到当时任教的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办公室，跟办公室人员交代，这笔钱以后就给力学系的学生买计算尺用吧。原来他在给学生们讲课时发现，班上农村学生较多，经济都很困难，许多学生买不起计算尺等学习用具。钱学森一直在想怎么解决贫困学生买学习用具的事。直到今天，当年科大力学系的一些学生还清楚记得，他们一入学，系里就发一个计算尺，并特地说明，这是系主任钱学森送给大家的。
他在工作上严谨细致，平易近人，生活上也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他的皮革公文包还是从美国带回来的，一用就是40年，其间曾修补过好几次。平常穿的衣服也极朴素，一件绿色的军大衣，他在西北基地一披就是20年。
他的办公室只有二十几平方米，没有一件像样的办公用具，一整排掉了漆的书橱几十年没换过，里面放满了各种书籍资料，书橱顶上也利用起来，整整齐齐地摆满了一摞摞剪报和资料。一组灰色的布沙发，弹簧早就坏了，坐下去就起不来，还不如二手市场卖的旧家具。但是很多年，钱学森就是在这个陈旧甚至可以说破旧的办公室中勤奋工作，作出巨大贡献的。
他从不以“大科学家”自居，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和大家一样，常常在食堂排队，吃着他自己的那一份定量。20世纪80年代，逢年过节，单位的同志去他家拜访，拎着两条鱼，他的表情立刻就严肃起来，问：“院里的同志都有鱼吃吗？”回答说都有，这是单位发的，他才安下心来。
1982年，钱学森与他人合著的《论系统工程》一书出版，他把自己那份稿费捐给了系统工程研究小组。1995年，钱学森获何梁何利基金1994年度优秀奖100万港元。这是一笔相当大的奖金，但这100万港元的支票甚至都未经过他的手，他就写了一封委托信，授权王寿云和涂元季，代表他转交给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捐给了我国西部的治沙事业。
他一生的几笔大收入统统都捐出去了，除了捐赠，他还交纳了两次近乎“天文数字”的党费。
一次是1963年，钱学森著的《物理力学讲义》和《星际航行概论》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两本科学巨著，稿酬自然不少，有好几千元。这在当时，即使够不上“天文数字”，也是一笔相当巨大的收入。那时刚度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钱学森及其家人也是勒紧裤带过日子。但是，这么一大笔钱并没有使钱学森动心。当钱学森拿到这笔稿费时，连包都没打开，转手就作为党费交给了党小组长。
第二次发生在1978年。当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老先生20世纪50年代受聘于中央文史研究馆（简称文史馆），1969年去世。但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从1966年起就不发工资了，所以，钱老先生在去世前三年未领到一分钱工资。到1978年落实政策时，给钱均夫老先生补发了3000多元的工资。
钱老先生已过世，钱学森作为钱均夫唯一的儿子，自然有权继承这笔补发款。但是钱学森认为，父亲已去世多年，这笔钱他不能要，退给文史馆，人家拒收。钱老说，那我只有作为党费交给组织。所以这3000多元也交了党费。
钱学森几乎没留下任何钱财给儿女。
平时，钱学森和别人联合署名发表文章时，他总是把稿费让给别人，说：“我的工资比你多，此稿费就请你一人收下吧。”
钱学森的“四不”
钱学森对自己有“七不”，这里只讲四个“不”，这“四不”不容商榷，绝不改变。
一是不搞“走后门”的事。钱学森自然不会去走后门，同时他也不许别人在他这里走后门。他对许多事情，定下一个原则，然后就坚持这个原则，对谁也不例外。
多年来，许多人为违背钱老定下原则的一些事找到秘书，秘书只能按照钱老规定的原则，婉言谢绝。在秘书这里走不通，有些人又想方设法找到钱老的夫人或子女，想走他们的“后门”，但这个“后门”更走不通，钱老的夫人蒋英同志又把来信或来函转给秘书，还是由秘书答复他们。蒋英说：“他曾给我交代，工作上的事，不许我掺和，说夫人干政，群众十分反感。”
二是坚持不吃请，不搞公费旅游。现在社会请人吃饭简直就是最普通的交往方式，更别说请领导喝个酒吃顿饭。但钱学森凡是在北京开会，从来都是回家吃饭。他过去在一线工作，需要到外地出差。自从他退出一线领导职务后，再也不去外地开会或作学术报告，谁请也不去，决不搞公费旅游。
一些人正面请不动，就想出一个“激将法”，通过一位与钱老很熟悉的老朋友对他说：“钱老，你知不知道，别人对你有反映。”钱老问：“什么反映？”“说你架子大，请不动。”钱老说：“你别激我，激也没用，他们说我架子大，我就架子大。”
钱老的第“三不”是不出国。钱学森回国后，只出过三次国，前两次是20世纪50年代访问苏联，第三次是80年代率中国科协代表团出访英国、德国，这都是工作访问，是推不掉的。除此之外，他再没出过国，特别是再没去过美国。
说到钱老回国后再没去过美国，要在此加以说明。改革开放后，中美之间的交流增多了，钱学森这么著名的科学家，邀请他出国访问的单位或个人也不少，其中美国方面的邀请最多，但都被他拒绝了。
美国人给钱学森再高的荣誉，他也不稀罕。
钱学森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
第“四不”是钱学森坚持不上任何“名人录”、“名人大典”等等之类的书。
钱学森给秘书们交代一条原则：绝不上任何名人录。他说：“我抵制这股不正之风的办法就是我不上，不要钱也不上。”
20世纪90年代初，科学出版社要出《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辞典》一书，他们通过钱老的前任秘书王寿云联系。王寿云向他报告此事，刚说了几句，钱老就板着脸瞪了他一眼，说：“你想干什么？”王寿云话都没说完就不敢再往下说了。这本书的主编是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他们当年在美国就相识。在一次开会时卢老见到了钱老，卢老对他说：“钱老，我主编的《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辞典》可不是野的，是经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国科学院共同批准的，上你的条目也是经审查批准的，你要是不同意上这本书，我这个主编只好不当了。”在这种情况下，钱老才同意上他的条目，并授权由王寿云撰写。返回光明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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