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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法纵横谈（散淡道人） |
| 发布时间：2016/5/21 | 浏览次数：408 次 |
| 书法纵横谈（散淡道人）
中国书法也称之为书道，今天的日本韩国将书法技巧技艺以及表现形式统称之为书道，显然是受到中国自古以来书法源流的影响。中国书法从大约纪元前3000年仓颉造字开始，就已经形成了非常成熟的符号表意表音系统。这是与那个时期同时存在的古埃及诺姆文、两河流域楔形文、古犹太希伯来文和印度梵文可以媲美的文字。自从文字出现之后，书法或书道这一美学表现形式，就以文字线条或意态蕴藉或刚劲有力或温婉流畅或阴阳有致给人类文化增添了美学内涵和审美追求。
总的来说，甲骨文出现之前大约在夏朝可能就已经产生了较为成熟的文字，但是单个文字的数量不是很多，据推测可能不超过5000个汉字单位。随着社会人文不断进步，到了商代估计已经累计创造了10000个汉字单位的文字量。文字的出现和大量使用，使得人类思想情感可以通过符号系统长期保存记载下来，自然书写文字的工具---毛笔刀刻以及甲骨竹简的使用便成为人们交流传递信息的有效手段。而由国家授权专门掌握文字发布权力的祭司或史官，则是具有特殊使命进行卜筮预测或记载历史的文字官员。或许大量的书写工作会交由具有书写技能的书法家来实施，而社会上能够识别文字或书写文字的一般社会成员，则不具有文字发布的权力，但在社会下层平民中间不乏具有书写技能的书法家。这里所谓的书法家，是指能够正确书写文字，并将文字书写得极具美感且具有惊人文字记忆力或创造力的特殊艺人。今天我们所称谓的书法家，大概是仅仅掌握书写技能的人，这与远古的书法家不可同日而语。若要给今天书法家下个正确定义，那么首先应当确认他是否对文字有一定的研究，尤其对于篆隶行草楷书的历史渊源发展轨迹的认知，其次是否能够正确书写各类字体，再次是否具有发挥创造个人书法风格的能力。在当今社会我个人认为，还要再加上一条就是对于诗词歌赋等传统文学以及儒释道文化的掌握认知度。试想，一个书法家不能通过诗词歌赋等文学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在个人修为方面不能够遵循仁义礼信的道德标准，充其量不过是个街头书匠而已，因为这样的艺人缺乏最起码的文化内涵和文学修养，又怎能合乎书法家这样的称号呢？
仓颉根据兽蹄鸟迹创造的初始文字，给后来的书法家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据传在先秦时期，同时存在的各类书体达到百种之多，如仿照鸟虎蛇鱼松竹梅兰等动植物创造的篆书书体，在春秋战国时期被人们广泛使用。先秦之前，最值得称道的大篆书体据传是周宣王的史官籀所创，大约在秦穆公时期为了记载一次围猎的壮观场面，书家用大篆书体将此事以《诗经》形式记载在十个鼓形石墩上，后人将这十个石墩成为“猎碣”，而猎碣上的文字史称“石鼓文”。到了秦始皇嬴政时期，李斯将所有书体重新编排，在史籀大篆的基础上创造出小篆书体，也有人认为是他和韩非子共同完成的，为了独占其功，李斯借用嬴政之手杀害了韩非子。小篆书体虽然较以前的大篆简易，但还是在战事频仍外交斡旋的秦汉时期不能迅速传递信息，这样更加简便易写的隶书产生了。相传隶书是下邽程邈所创，秦始皇听说程邈有非凡的造字能力，便欲将他囚禁，可是在押解途中，程邈于囚笼之中化为鹰隼飞翔而去，令秦始皇无可奈何。大约到了东汉时期，刘德升杜度等人总结前人草篆草隶的经验，发明创造出行书书体，更为简便易写，对于文化交流传播发挥出巨大作用。近代以来发现的居延汉简马王堆汉简以及秦砖汉瓦，都能够反映出隶书向行书发展的轨迹。与此同时，草书也逐渐从行书书体中间产生，笔画的勾连连带关系更加趋于随意或张扬。东汉酒泉张芝的章草是那个时期草书的代表。章草后人多认为是因汉章帝名称而定名，其实不然。章草的出现较汉章帝时期更早，汉代奏章开始多使用隶书，碑铭使用篆额，到了后来民间书信往来，逐渐将行草不分，带有草书韵味的章草出现了，史游曾作《急就章》，杜度以章草书写奏章，汉章帝大概认为章草书写较为简捷方便，将它固定为奏章专门使用的书体，称之为章草，这与汉章帝的帝王称号并无任何瓜葛。三国时期，许多政治家文化人大多擅长章草书体，如曹操司马懿杨修皇象等。到了东晋时期，索靖卫瓘卫恒王羲之等人将章草改变为今草书，彻底改变了章草的书写特点，使今草成为书写胸襟意气表达个人情感的飞动灵性的书体。南朝梁代时期，高丽派官员到中国求见书法家萧子云，收购了大量萧氏的行草等书法作品，高丽学者对中国书法研究后发明了朝鲜文字。唐朝的空海不空等遣唐僧侣，将中国书法引进日本后，日本文字学者对今草书部首偏旁研究借鉴，发明了平假名片假名，日本文字由此问世。所以今草书或行草书法对于东亚文字和中国书法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王羲之的今草书法之所以在唐太宗李世民之后至今不衰，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继承的。大约到了北魏时期，大量的摩崖雕刻，又将隶书改变为更加粗犷有力的魏碑书体，今天我们广泛使用的楷书这一新的书体由此诞生了。魏碑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龙门二十品》《张猛龙碑》《刁遵墓志》等。其实早在秦汉时期，曾经将小篆和隶书都先后统称为楷书，即有模范楷模之意。晋朝《爨宝子碑》和南朝刘宋《爨龙颜碑》称之为“二爨”，是隶书向楷书过渡时期南方（云南）碑刻的代表。总之楷书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字和书法的风貌。在盛唐时期，世界各国政经文化名流齐聚长安，一睹我中华泱泱古国的大国气派，真可谓恢宏至极声波古今。虞世南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是这一时期楷书的代表，与此同时陆柬之冯承素褚遂良的行书，张旭怀素的狂草，史惟则韩择木的隶书,李阳冰的小篆或达到了新的高度或有了新的发展和继承。纵观唐代以前4000年书法演变的历史，我们清楚的意识到，一个民族赖以存世的文化遗产首先是文字以及文字带来的其他衍生物，中国书法也不例外，它是随着文字不断演变的过程中发展改变成熟定格的。中国人的审美能力不仅仅伴随着仰韶文化陶器纹饰的美学渊源，而且还在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行书草书楷书的不断发展变化之中，透露出中国特有的审美个性。甲骨文刚毅凝重，大小篆婉转对称，行草书飞动灵活，隶书楷书庄重肃穆，都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中国人特有的性格特征和审美追求。
关于书法理论书法技巧的专著自古以来也是汗牛充栋。唐代之前除了索靖卫恒卫铄王羲之等人的书法议论之外，包括春秋之后孔子及其弟子对于书法的重要性也不乏论述，“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中就包括了书艺的培养和陶冶。更何况后来的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以及李白孔巢父等竹溪六逸，在弹琴赋诗之余，书写人生的华丽乐章，领略人生的至美境界了。虽然竹林七贤竹溪六逸这些高士在书法史上不甚有名，但我想他们一定继承了孔子发明的“六艺”，除了操琴赋诗之外，还会以文会友挥毫泼墨，在书法绘画方面也造诣颇深。最为值得一提的是有关书法理论书法技巧方面的专著到了唐代可谓极一时之盛。张彦远的《法书要录》张怀瓘的《书断》孙过庭的《书谱》都是这一时期的领衔之作。这些专著根据前人的书法理论和经验，作了系统而合理的归纳和总结。尤其《书谱》不仅填补了王羲之王献之以来草书理论的不足，而且在继承草书技法上有了实质性突破，堪称划时代巨著。唐代以来许多对于孙过庭的矫饰不实之词，不过是那些文人墨客贬低他人抬高自己的卑鄙伎俩，不值一提。到了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等人在书法理论技巧方面几乎没有太大的突破，尤其狂草篆隶书不仅没有超越前人，甚至还有衰退迹象。至于元明清代书法理论书法技巧更是江河日下不如古人了。需要申明一点，明代董其昌提出的北碑南贴论（包括南北画风画派）的理论曾经在300年后的书坛（画坛）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此事大约起因于海派画风与松江派文人画风之间源流继承关系的辩论。董其昌不仅在明代文坛与解缙徐渭杨慎占有四圣美誉，而且在继承唐代王维等文人画方面也有目共睹。在此我们暂不讨论画风如何，单就书法风格分为南北而言就十分不妥。无论是晋代还是宋元以来南渡的书法家，他们在继承碑帖书法艺术方面都是不分先后不分彼此的。北方因魏晋以来重视摩崖雕刻碑版，误使人认为北方书家较为倾向碑刻而缺乏温婉柔媚气象；而南方因王羲之僧虔智永祖孙书法大多以绢素形式留存于世，后人纷纷模仿效法，也容易误认为南方书法倾向书贴而缺乏粗犷雄健的气质。甚至有人推测董其昌是受了唐代禅宗分为“南顿”“北渐”的影响，而将书风（画风）分为南北的，訾议泛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清代包世臣写出《艺舟双楫》，之后康有为续写《广艺舟双楫》，又将北碑南帖之说继续发挥，重蹈古人覆辙，味同嚼蜡未获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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