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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鉴定以纸为重要依据
发布时间:2014/4/11 | 浏览次数:398 次
古代书画:缩量增质   “古代书画,是一个略显沉重的话题,我们无人可以忽略古代书画的美好,甚至我们也集体强调进入古代书画的收藏是一种更高级更深刻的领域。可是,事实摆在眼前,市场交易量日益萎缩。”中国嘉德[微博]书画专家郭彤[微博]的这番话,无疑道出了目前古代书画市场的一种现象。   香港佳士得[微博]书画部专家游世勋近日表示,在古代书画中,流传有序的藏品,或者是没有曝过光的藏品,特别受到市场的追逐,所以这个是蛮有趣,而且蛮重要的一个方向。在今年香港佳士得春拍中,来自敬修堂藏中国书画珍藏的明代周臣的《长江万里图》是一幅逾20米长的画作,就属于这样的一种拍品。此外,北京匡时[微博]今春古代书画部分推出“抗希斋遗珍”专题,其中沈周、文嘉、陆治、项元汴、陈洪绶等十七件名家扇画作品。保利春拍征集到“小万柳堂”所藏扇面册,不仅包括明代“吴门四家”,还有董其昌、王铎、傅山、张瑞图等人的泥金书画扇面精品力作。   近现代书画:精中取精   在这两年的拍卖市场上,许多近现代书画精品纷纷出现在拍卖市场上,而在今年的春拍中,精品中的精品无疑成为了最大的特点。在这两年的拍卖市场上,张大千成为了市场的宠儿,特别是精品的成交价更是令人咋舌,在今年中国嘉德的春拍中,张大千在1963年创作的《泼墨荷花》就是难得一见的精品,特别是其中所蕴含的故事,更令许多藏家觊觎。“泼墨荷花”这个题材在张大千的绘画中并不罕见,但这件作品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其是张大千送给吴湖帆的贺寿之物。吴湖帆的《丑簃日记》中曾记载吴湖帆七十大寿时,张大千曾寄奉“荷花图”贺寿,这件祝寿之作,正是本幅《泼墨荷花》。   游世勋表示,好东西的最大特点,就是当你需要用钱的时候它一样可以变现。像此次书画部分封面的徐悲鸿作品,就是很难得的。徐悲鸿的山水作品非常有趣,因为他的山水作品多多少少都带有点儿自传式的叙述方式。   老画天价频出老宣纸刀刀破万   老画天价频出,老纸张也值钱了。“几乎所有的老纸都火了,古籍专场中的老宣纸拍卖结果令人咋舌,动辄数万元。在北京琉璃厂里,老纸身价大涨,别提清代民国的宣纸,连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生产的、仅有20多“岁”的宣纸,一刀(即100张)叫价也至少要2万元左右。而乾隆年间的冰纹蜡笺纸,一张尺寸不过40厘米×60厘米左右,价格就可达数万元。老纸大热,除了市场水涨船高外,与其存量稀少、具有鉴定的资料作用也有关。不过,市场人士认为,老纸也是双刃剑,鉴定书画光以纸张年代为依据反容易被误导。   观察近年的拍卖市场可发现,老纸高价频现的时间始于2007—2008年左右,与书画市场的上涨势头基本同步,市场人士认为,老纸的行情被书画市场托起。事实上,老纸一般被列入古籍拍卖专场中,正是因为其具有古籍的纸张美和稀少的特质,特别是笺纸(旧时的信札用纸)更为玩家所追捧。   据悉,目前拍卖市场上可见的老纸多产于清代和民国,年代最早的应该是乾隆纸,而明朝纸极为少见。   上个月,红星牌宣纸的广州经销商程敏收到了一份公司发来的调价单,从4月15日开始,全球的红星牌宣纸价格集体上调30%。这已经是近3年来,红星牌宣纸的第三次涨价,年年的价格涨幅都在30%左右。   但与陈纸相比,新纸的价格涨幅还真不算什么。几年前,一家卖宣纸的老店还在为仓库里一堆发黄的旧宣纸发愁,没想到消息一传出去,几十刀(注:一刀100张)仓底货引来了众人的哄抢。在北京,五张丈二宣纸甚至拍出了22.4万元的高价。一时间,洛阳纸贵的故事再度重演。   从书画工具到收藏品,宣纸的此番涨价到底是人为的炒作,还是价值的回归?   老纸是书画鉴定重要依据   老纸也是鉴定书画的重要依据——纸张存在的年代与画作存在的年代是否吻合,比如有收藏者曾在市场上见到一件“雍正御笔”,其纸张年代却为乾隆年间,由此就已可判断该件“御笔”不可能是真迹。   另外,在近现代大名家中,不少画家如李可染、傅抱石等都曾长期订购专门的纸张创作,而张大千、启功、唐云、黎雄才等名家喜欢搜罗老纸作画,这也是鉴定画家某个时期作品的重要依据之一。   不过,书画行家陈俊明认为,由于历代纸张品种众多,少有行家能对历代纸张进行系统的分类,只能凭经验直观判断纸张的年代。而且,好的老纸并不多见,难以用来作为鉴定资料。   市场存在老纸造假画现象   “老纸也是双刃剑”,收藏者胡义成认为,老纸既可能是一件书画作品的“加分题”,又可能是书画的“软肋”。比如曾经在拍卖市场上出现一件乾隆的画作,纸张是金粟山经纸,价格比乾隆的普通作品高出一大截,原因就是金粟山经纸是乾隆的御用纸,也是鉴定乾隆亲笔的重要依据;大名家如用知名老纸创作,作品价格也能大为提升。   然而,市场上也存在利用老纸造假画的现象。老纸的价格不低,对于造假者来说,高价的“高仿品”才有利润空间,而“高仿”的难度很大,需要造假者的书、画、印章都非常顶尖,成本更高;而这种造假一般不能“空穴来风”,需要有原作作为对照临摹。因此,这种“老纸假画”不可能多流通于市场中。   “纸张仅仅是鉴定书画的间接依据”,广州艺拍牟翔认为,利用老纸造假只能骗过那些过分相信老纸的人,欺骗不了真正的行家,他认为对付“老纸假画”的方法之一就是判断墨香是新是旧。“纸张在鉴定一件书画作品时并未起决定性作用”,书画研究员朱万章强调,鉴定书画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关键还是书画作品本身的时代风格、个人风格等。   宣纸与墨相结合形成书画无法复制物质性   鉴定工作者在处理中国书画真伪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形成了中国书画经验鉴定中的“眼学”。当然,“眼学”并非中国书画鉴定学,虽然有人力图将以“眼学”为主体的中国书画经验鉴定专业提升到学科层面。但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经验积累到建立学科,还需要有更多的学术支撑和更完备的知识结构。在艺术品科学鉴定的国际大趋势和注重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国内新形势的共同影响下,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促进与指导下,中国书画鉴定由经验主导阶段走向科学发展阶段就具有了历史必然性。我们利用光学仪器对书画材质进行检测时发现,宣纸类中国书画纸具有指纹一样独特的纤维状态。于是就对这类书画纸的微观状态并结合墨色、印迹进行了大量的检测试验,证实了以下三点。每一张宣纸类中国书画纸的任何一处微观纤维状态都是唯一的。人们能复制出同类的纸(即同地点、同年代、同原料、同批产、同方式的书画纸),但无法复制其纤维结构的微观状态。这种纤维结构状态的差异性,主要由其特殊的生产工艺所决定。切割工艺中的切割方式决定了纸浆纤维的长短不一,捞纸工艺中无序组合的纸浆纤维被竹帘捞出水面,各微小纤维都是以偶然状态凝聚形成纸张。于是,宣纸类书画纸在这种生产工艺中就必然形成了纤维结构状态的处处差异;   第二,墨、色、印迹融合在独一无二的纤维结构上,其微观状态也必然独一无二。在微观视野中,每一幅使用了宣纸类书画纸原创作品都拥有了独一无二的纸纤维结构和独一无二的墨、色、印迹状态。这两个独一无二的状态之结合,形成了该作品无法被复制的物质形。   第三,书画作品的物质形态是由纸、墨、色、印泥等材料结合成的物质结合体。这些材料往往因历史变异、品种差异而使其内部物质成分发生变化与差异。每一种不同物质成分的墨、色、印泥往往都具有不同时空的烙印,都能成为防伪、辨伪的依据。所以,用光学仪器对书画原作的物质成分进行定点检测并取证备案,也具有一定的防伪意义和作用。中国书画纸历史悠久,在造纸工艺、原料成分、品种样式诸方面,因地域不同而存在区别,又随时代变迁而有所变化,有许多随时空变化而产生的特征和规律。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检测不同年代、不同种类的书画纸,捕捉其规律性特征,是鉴定中国书画作品的一条科研途径。通过大量检测历代书画材质的有关信息,可以掌握各时期书画材质的共性和特征。如果在鉴定工种中发现某书画的绢、纸、墨、色、印泥以及胶矾等添加剂的材质特征与作者署名及创作年代信息不相称,就可判断作品有问题。利用科技手段,检测书画作品的纸、墨、色、印泥等,并根据各类书画材质随时代变迁的历史痕迹和特征进行断代分析,可以成为古代书画作品辨伪的重要依据。实践证明,只要检测出书画材质与作者署名、作品年代不符的一项“铁证”,就可以否定该作品的真品归属。这种通过科技检测寻找“铁证”的方法,颇具有学术价值和“实战”作用,往往是不容置疑的一锤定音的最佳办法。但是,科技检测不是万能的,这些科技检测的初步成果更不能解决书画鉴定中的所有问题。特别是遇到与古代原作同时期的赝品,以及后来用老纸、老墨等材料制作的高仿品,以科技检测识别真伪就会倍感困难。目前,科研人员正在构建书画材质的时空坐标,它不以朝代为单位划分,也不是按照以世纪为单位划分,而是汇集纸、绢、墨、色、印迹等数条演变脉络于一线,并根据它们在不同时空所初显的各种变异特征设立间距不等的时空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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